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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防象”的“防象灯”,如何缓解云南大树脚村“人象冲突”?

作者:谢宛真 李百佳 石扬(排名不分先后) 近几年,在云南南部地区,野生亚洲象栖息地和人类生活区域不断发生重合。由于“人象共居”,多地人象冲突频发,其中就包括位于云南边陲的大树脚村。 大树脚村的象群|图源:林一帆 人象冲突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大象会采食并破坏农作物,造成村民的财产损失。 以玉米、水稻为首,凡是人类喜欢吃的农作物,普遍也是大象眼里的“美食”。大树脚村的刀姓村民对此就深有感触。面对频繁被大象光顾的玉米地,他无奈地表示道:“熟的玉米大象爱吃。(原本)八月底可以收成,但大象七月底就会把玉米吃掉。” 被大象踩过的玉米地|图源:杨沐之 另一方面,大象还经常踩坏村里的茶田。谈及此,王姓村民随手一指自家田地:“如果象群过路的话,它能踩到几百棵(茶树)。” 不过,比起经济的损失,当地村民更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只要家附近有象,村民们大多不会出门,“开会都取消”。更有村民曾经在大象登门“拜访”时,被吓到心脏病发作。 村民王大哥家被大象撞坏的门|图源:李百佳) 不难发现,大象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而为了缓解人象冲突,村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安装铁丝围栏、放鞭炮、烧火等。有些方法一开始有效果,但却不长久。村民李大姐就说:“用鞭炮,才来一两年的时候,它(大象)还会怕。这几年管不着了啊。”并且,一些可能给大象带来伤害的措施,村里也早就弃之不用了。 为了阻止大象通过而点燃的轮胎|图源:李百佳 村民们也从未放弃探索新的防象方法。目前,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防象灯,希望通过频闪的灯光“吓退”大象。 而这些正被广泛使用的防象灯,其防象能力究竟几何? 防象灯,可以防象吗? 大树脚村目前使用的防象灯,实际上已在多地得到运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和印度应用的案例。 比如,在人象冲突较为严重的印度南瓦亚纳德的林区边,村民们在森林边上安装了LED彩灯用以防象。当地丛林工作人员透露,自从安了灯后,即使在水稻收获的一个半月里,这里都没有大象进入。 类似的,博茨瓦纳的乔贝飞地也是一个人象冲突高发地。无国界大象组织于2016年在农田中尝试了“太阳能频闪光栅”来帮助当地村民防象。这种栅栏由太阳能频闪灯、木柱组成。考虑到大象可能会适应灯光颜色,无国界大象组织使用了具有不同颜色的频闪灯,每周进行轮换。 从结果上看,“太阳能频闪光栅”的效果可喜。经过两年的试验,大象只有两次进入这些屏障,一次是被农民追赶,另一次则是因为一处灯光掉落。因此,当地农民大多对灯表示认可。有农民说:“在我的田地里有灯之前,侵袭的大象更多,很难成功收获(庄稼)。但是安灯之后,我已经成功收获了两个季节的庄稼。我们真的认为灯有效。” 除了防象之外,频闪灯光也可以起到驱狮的效果。在肯尼亚奥佩杰塔保护区生活着数头狮子,常常进入周边村民家里觅食。于是,奥佩杰塔保护区便在村民家的牛羊圈上安装了太阳能频闪灯。保护区工作人员伊恩(Ian)说,自从装了灯之后,村民的牲畜再也没有被狮子吃掉过。 灯光之所可以成功驱赶大象、狮子等,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无国界大象组织组织推测,频闪的灯光会制造有人类活动的假象。在非洲很多地区,盗猎大象现象严重,导致大象对人类常有恐惧。为了自保,它们便会与灯光保持距离。与大象相似,狮子看到频闪灯光时,同样会以为人类就在附近。而其害怕人类的猎枪,不会靠近。 对此,伊恩补充道,灯光能成功驱狮,与其频闪令狮子感到不适也有关系。 第二,灯所具有的照明功能,也能帮助人们防象。 …

喀什少数民族青少年青春期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作者:向浚恺 马睿 史毓文(排名不分先后) “家长不给讲,学校没有讲,孩子感兴趣。”当谈及喀什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青春期教育的挑战时,公益组织深喀社工站的社工拉拉描述道。 [图1]中南屋学生正在与深喀社工站社工拉拉交谈 青春期教育广义上包括青春期生理、心理、道德、性法则、美育与自我保护,狭义上则以性教育为中心,包括人的性器官与生殖系统、性病和艾滋病预防、避孕、防性侵等知识。 从全球来看,青春期教育对青少年都非常重要:瑞典早在1970年便将性教育扩大到所有学校;英国也在1996年将性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在美国,青春期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必修,直至高中毕业。 因地区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青少年青春期教育会体现出不同的状况。 德国基金会DSW的报告称,由于缺乏性教育及相关社会服务,肯尼亚约85%的15岁至19岁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时几乎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年龄在15~19岁的美国青少年在首次性体验时,每10个人就有8人使用了安全套。 北京海淀计划生育协会和海淀区教委2019年对2100名师生、家长的调查中显示,有86.6%的家长对女儿初次月经给予指导。而在新疆喀什地区,只有少数母亲会主动和孩子提及青春期生理常识。 “我妈妈没有和我说过和月经相关的知识,我也不知道卫生巾该如何使用。”住在喀什古城的12岁女孩穆奈说道。” 挑战:“不了解,不好意思说” 今天,喀什地区许多青少年的青春期教育知识是比较匮乏的。 一方面,部分年轻女生对月经的了解程度不足。 一些女生在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和处理这种正常的生理状况。 “因为身体一直在流血,我以为自己快死了,遗书都想好了。后来母亲赶到,说这是长大的一个表现,我才放心了。”深喀社工站负责青春期教育项目的社工拉拉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来月经时的感受。 “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我奶奶以为我和男人发生性关系了,让我退学。”就读于大二的一名学生说道。在她奶奶的年代,一般都是14至16岁结婚,婚后才会来月经。“奶奶当时斥喝我说,丢不丢人!”她无奈地说道。 即便知道了经期是什么,许多女孩也不知道经期的注意事项,例如卫生知识。 据深喀社工站的社工拉拉介绍,在喀什某小学,女生换卫生巾的频率基本为一天一片。“因为她们不知道一天需要换多少卫生巾。” 在性知识方面,喀什地区的不少青少年也知之甚少。许多青少年不知道如何进行避孕,也没有听说过避孕套。 “怀孕的过程就是把精子和卵子拿出来放在一起。”一个18岁的高中女生害羞地说道。她不了解什么是避孕套,不知道性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更不清楚是如何怀孕的。 此外,多数青少年对青春期教育的话题比较羞于启齿,甚至一些人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一位青春期教育者有过一次这样的教学经历,在教学中突然有一名学生站起来大声反对:“你不该在这里讲这种东西!” 原因:保守的文化在青春期教育方面的阻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当地比较保守。 伊斯兰教义中,男女在12岁之后不能有肢体接触,除非已结婚。拉拉说道,在2017年之前,大街上没有情侣会挽手,因为大家会觉得挽手是不得体的。此外,这里绝大部分女性认为男女结婚之后才能发生肢体接触与性关系。 …

新疆喀什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职业规划的现状与挑战

作者:马子琪 任嘉晨 董雨实 朱玥(排名不分先后) “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可能高考完填志愿的话,就填一些医学类的。” 当问起对父母所期待自己从事的职业有何打算时,热依莱如此说道。 职业规划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特点特长进行综合权衡,结合时代行业发展,确定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职业规划对于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比如美国教育坚持以职业作为生涯教育的导向,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贯穿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分别突出职业浸润、职业探索、学业管理、职业准备。德国各联邦大多也将职业生涯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在中学的七至十年级开设,不仅包括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有形式多样的职业体验与社会实践环节。 然而和很多发展中地区类似,新疆喀什地区青少年的职业规划意识与能力还在很初步的阶段。在《维吾尔族大学生就业焦虑现状分析与对策》文章中表明,多数维吾尔族青少年“没能客观地分析评价自己,对自我的现在和未来缺乏连贯清晰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就业焦虑等问题。 现状与挑战 具体来说,喀什的许多青少年缺少职业规划,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思考未来要做什么工作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一步步具体的准备。 “在高考结束五天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到学校里填了志愿。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学什么专业,要做什么工作的事情,最后是哥哥回家帮我在网上填写的。”目前正在读大一的阿依在回顾自己填报志愿的过程时说道。选择专业是职业规划中的重要一环,但在喀什地区,许多维吾尔族青少年很少有对未来专业进行了解的想法。 热伊莱是就读于新疆工程学院的准大四生,当她回顾自己高中阶段的职业规划时,她说自己没有过什么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去了解,现在专业能源工程都是“瞎填的”。甚至在上大三之前,她对于专业内容仍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知道老师说“挂科就不好啦”,但不清楚自己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为了找工作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如何规划未来的职业。“也许是销售类的吧,销售类工作门槛很低,技术类工作虽然对口,但是会比较难。” 虽然部分大学有职业规划讲座,但很多学生对具体求职的步骤和行动还是毫无头绪。在深喀社工站和中南屋(一家带领青年做调研和公益项目的社会企业)组织的职业规划工作坊里,很多即将要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简历,也不知道怎么写一个好简历。有了简历之后,也不知道把简历投递到哪些地方。大部分学生甚至不知有招聘网站,也不明白该怎么去用。 图一:中南屋的学生与阿依图尔荪·萨迪尔交谈的过程 这导致许多青少年在职业发展甚至学业发展方面走弯路,浪费了时间与资金。 今年准大三的保险学学生古丽就是一个例子。她选择保险的契机仅仅是因为表姐是做保险的。有一次过节时,她的表姐送了非常贵的礼物,这让她认为这个专业就业情况还不错。但是古丽当时忽视了自己的劣势——不喜欢数学,数学也不好,而保险专业本身就会运用到很多数学的内容。在上学期间,她又发现大专学到的内容“百度上都可以直接查到”,感觉专业课的内容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古丽发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是教育。为了拿到教师方面的资格证成为一名老师,古丽需要在大专结束后考教育方面的本科学位。如果专科申本科顺利的话,这还要再花她至少4年的学习时间,以及额外的学费来完成这一目标。 当然,这里许多青少年也有相对好的职业规划,使得他们一步步踏实地迈向自己的目标。 即将毕业的米热阿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高中时便意识到了新媒体行业的风口,并且发现了自己对摄影的兴趣,高考过后也如愿录取到了重庆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在校期间她对自己的专业十分满意,声称“从未后悔过”。毕业后她计划先在重庆闯荡两年,然后再决定是否回到家乡从事新媒体行业。正因为她早早地对自己的特长、兴趣、和职业发展有了充分地评估,她才能如愿学到一个感兴趣专业,并明确的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又该做什么。 原因分析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青少年缺少职业规划的意识和能力。 中南屋创始人黄泓翔老师对此深有同感。在中南屋和深喀社工站合作第一次在帕乡组织职业规划活动时,报名了26人,但最后只出席了2个人。第二次活动让村委会帮忙通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来。“很多青年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需求,也没有认为这个东西对他有用,或者他可能会觉得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黄老师在挨家挨户走访、和学生们深入交流后感慨道。 即使很多青少年了解未来的职业方向,他们也没有查找到相关信息的搜索能力,来了解行业现状和就业机会。 …

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作者:沈栩乐、王旭中、陈芯颖、郑弘宇、翁凡皓(排名不分先后) 一群不太被看见的“文盲”老人 很多人知道,在新疆喀什地区,不少中老年维吾尔族人不识汉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有一群特殊的“文盲”:不识汉字的他们,也看不懂维语。 在喀什周边,一位27岁的援疆村干部告诉我们:村里七八成以上老人都是“双语文盲”。因为不识字,他们往往只能常留村中,几乎不能出远门。不识字的他们看不懂处方,看不懂药品说明书,更不能阅读一些涉及到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通知如医保、低保等。如果这些老人家里有年轻人还好,但如果年轻人都不在,这些老人就像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无助且无奈。 一位在喀什产业园工作的员工说:“我妈妈读不懂现行维吾尔语。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她不会遇到太多问题,可是她读不懂村里的公告”。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依赖村干部或家人提供帮助。那位员工还表示:“我妈妈每次到医院都需要家人的陪同。” 简单而言,这群维吾尔族老人不识字,主要有两类原因:其一是因为没有踏入校园或中途辍学,其二则是受到了一段曲折的语言改革的影响。 在过去的喀什,上学并非谋生的必要前提,接受基本教育并没有得到不少家庭的足够重视。在这部分人家中,优先种地是“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部分人的父母看来,辍学务农就算不是“天经地义”,也是“顺其自然”。 在喀什伯乡一位58岁的农民工很随意地告诉我们:“我现在既读不懂汉语,又读不懂维吾尔语。当年学校管的不严,一周去两天都没人管我。我那时感觉上学没什么用,在家和在学校都一个样。所以我现在看不懂字,只能用维吾尔语跟人聊天。” 然而,除了以上原因外,“文盲”群体中也有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人:他们去上学了,但是却学“错”了东西。建国初期,为了克服阿拉伯文字难以使用的缺陷,以降低文盲率,国家试图推行新文字(当地人称为新维吾尔语文字)。新文字只在1965-1982年期间期推广过,之后便不再使用。如果只学习过新维吾尔语文字,就很难再学会现行维吾尔语(老维吾尔语)。比如,一位伯乡57岁的老伯说:“我上了5年的学,也学过(新)维吾尔文字,但是现在根本没法读书。” 那么,为什么国家曾经推行文字改革,又中途放弃呢? 一段鲜为人知的语言改革史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疆地区,国家尝试推行新维语,但是到了80年代,语言改革却偃旗息鼓。曾受改革影响的一代,在学校学会了“新维语”后,语言改革终止,现行维语(老维语)重新启用,导致他们学习的新维语成了“过去的语言”,而他们,也成了现行维语(老维语)的“文盲”。 新老维吾尔语对照 | 图源:百度文库 毋庸置疑,以“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语言文字,帮助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改进语言文字”为目的,语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具体而言,国家将维吾尔语原有文字的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这样的改革令人憧憬——拉丁字母化的维语(“新维语”)不仅维吾尔族学习起来更简单,也更方便于其他民族阅读拼读的维语,利于各民族间的沟通。 虽然怀着促进各族人民交流的初衷,但是维语改革却“生不逢时”——改革开始于1965年,恰逢文化大革命,火热的革命年代里,“新维语”推行工作面临阻力:各地的文改会和推行委员会人员调离频繁、机构瘫痪,推行工作并不理想。 除了“天时”不利外,维语改革也存在“内在”不足的问题——“新维语”的设计有考虑不周之处,其使用有所不便。在新设计的维吾尔文字中,“zh”、“ch”、“sh”这三个声母在书写过程中,被拆分为单个字母,这让部分单词表意不明。比如,单词会议室——“hama”,在书写过程中,人们常漏写隔音符号,而将其错误地当作“ama”,带来了理解问题。  “新维语”的受阻,也受限于部分民众学习“新维语”的热情不高。比如,当地一些知识分子不习惯用“新维语”,他们在参加“新维语”学习班后,虽然能掌握“新维语”,但并不愿意使用“新维语”。但凡有机会,部分知识分子们依然阅读“老维语”的报刊和书籍,“新维语”面临“学而不用”的窘境。 不过,试图改革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绝不是个例。 比如,在1928年,土耳其为全面扫盲,亦推动文字改革,大获成功。改革前,土耳其官方的书面语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外来词汇,为提高居民阅读率,政府力图整改文字,逐步代替外来词汇,最后该改革大获成功——土耳其老百姓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提升,由10%上升至85%以上。 相比而言,韩国的文字改革则并不理想。1948年,韩国政府试图废除所有的汉字词汇。然而,这一法律却推行混乱:尽管在学校中只教授韩文,然而在学校外,韩文与汉文却“并驾齐驱”。面对这一教育与社会的脱节,韩国政府只好退让,逐渐放宽汉字的使用限制,文字改革以失败告终。 改革造成的特殊一代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中国维语改革不幸中断,但是改革对人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在1965至1982年上学的一代,如今大多年近半百。由于“维语改革”,在学校里,他们只学习过“新维语”,不会现行的“老维语”。不过,幸运地,其中有人通过自学掌握了“老维语”。 …

农牧业在喀什地区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帮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作者:吴俊尧,杨雨欣,刁文翔(不分前后)     “如果能种好几亩地的水果,或者养10只羊,基本就不会贫困了。”伯然克什木乡十八村的农业专干说道。     伯什克然木乡位于喀什市的东北部,离喀什市区约40分钟车程。2019年以前,伯乡的一些村庄仍是当地的深度贫困村——其中包括了伯乡十八村,近千户人家曾深陷贫困的泥沼。     然而幸运的是,这里自然条件较好,盛产林果业,甚至被称为“百果之乡”。因此,无论是在从前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还是今天乡村振兴对农村家庭的进一步的帮扶,农牧业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牧业在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生活中的角色:以伯乡为例     对于伯乡的许多少数民族弱势群体而言,农牧业是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你们那边如果没事的话去图书馆看书,我们这边没事就去放羊、耕地,这是两种世界。”在谈到自家果园的时候,家庭刚刚脱贫的伯乡十八村大学生小米说道。     伯乡十八村的村民布尼介绍了他们家庭的年收入结构:“我的临时务工收入是12000元一年,红枣和葡萄卖出去是13000元,然后养殖的收入是5000元,加上没有卖的麦子就是50000元。”     这个一度贫困的家庭在他们的八亩农田上种植了玉米、小麦、葡萄,这些作物和两头黄牛为布尼亚米尼家庭带来了大部分收入。这些大部分由农牧业带来的收入支撑着这个经济压力不小的家庭: 8岁罹患脑瘫的孙子每天所需约100元的治疗费用和药费、大女儿每年5000元的学费和12000元的生活费等。     在农牧业中,林果种植业对于当地而言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林果业是伯乡十八村最主要的农业产业。”十八村的农业专干说道。      伯乡生产的水果主要有石榴、葡萄、无花果等温带作物。其中,石榴、无花果都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大部分的伯乡村民介绍道,在这两年的市场上,一公斤石榴可以带来6到18元左右的收入,而一个无花果就可以卖出1元左右。     “我们家去年卖无花果的收益是3000元。”小米说道。她家总共有15棵无花果树,每年每棵树能稳定产出三次,约250个无花果。每次他们采下的无花果都能当天在喀什市区的市场售空。这也给家庭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小米家带去了不少的收入。 …

21世纪以来,喀什地区的未成年人双语教育发生了哪些变革?

作者:成煜航 鲁雨城 倪文韬 张子琪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张嘉源亦对此文有贡献)     “我们家的孩子的国语水平比我好多了,我的国语不如他们。我们现在经常一半维吾尔语一半国语地进行交流。”新疆喀什一位50岁上下的父亲如此说道,而它反映出来的是这里几十年来双语教育的变迁。     双语教育是指在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开展相关课程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     双语教育在世界各地往往都有漫长而复杂的变迁过程。以美国为例,他们经过了建国时包容双语教育,20世纪二十年代一战爆发导致了民众反对移民从而反对双语教育,六十年代《民权法案》引起对双语教学的重视,八十年代里根总统“独尊英语运动”,最后到九十年代布什总统的重新重视这样的变迁过程。     在31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喀什地区,为了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政府不断革新双语教育政策,力求找到最适合当地的双语教育之道。从总体趋势来看,我们能看到国语教学逐渐加强的一个过程。 图一:卖羊的巴扎店主接受采访|图源:中南屋 双语班的设立     至2002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有地州市都开办了双语班,共有105所学校的294个双语班,学生人数达到13733人。[1]     简单来说,它是指在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校(俗称“民校”)里设立与“普通班”并存的“双语班”,并在“双语班”中实行较大比例的国语教学。对于汉语学生为主的学校(俗称“汉校”),双语教育的概念则基本不相关。     根据调研结果来看,21世纪以来喀什地区的初中、高中“民校”普遍设有双语班,而小学“民校”则仅有个别学校有双语班的存在。     对于高中而言,双语班一般都是理科班——除了民语文外,所有的课程(均为数理化课程)用国语上课。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对于国语基础不好的学生而言,历史、地理等文科如果采用国语授课,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而数理化则这个问题不是非常严重。     对于初中和小学而言,因为不存在文理分科,双语班中则是部分课程用国语授课、部分课程用维语上课的情况。 …

“中国杀人蜂”——大树脚村人象冲突的出路?

作者:张皓然 王之芊 丁君周 马晋遥 如果你想亲眼见一见野象,而不是在动物园里的大象,那你一定会想来大树脚村。 大树脚村坐落于云南省,这里的村民大多以种玉米和茶叶为生。数十头野象于2017年首次进入大树脚村,并常年生活于此。之后,大树脚村的村民便深受人象冲突的困扰——他们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安全问题。 野象破坏大树脚村玉米地 图源:中南屋 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野象每次来都吃我家的苞谷,一年就损失了4000元。”王姓村民无奈地说道。像野象破坏庄稼和房屋等损失,就属于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是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的其他损失。比如,多位村民曾表示,虽然野象不吃茶叶,但由于它们经常在茶地周围排徊,导致村民错过了最佳的采茶时间。因此,许多茶叶也白白浪费了。 野象在茶山上活动,村民无法上山采茶 图源:胡益之 此外,野象还会威胁村民的人身安全。段姓村民夜间在家休息时,就曾突然听到野象撞击大门的声音:“我被大象吓得送进了医院。” 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于是,为缓解人象冲突,全球很多组织提出了各种防象方案,比如电网、防象围墙等。在诸多方案之中,蜂箱栅栏是颇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全球蜂箱栅栏的应用 蜂箱栅栏最早是由动物保护组织“拯救大象(Save The Elephant)”所提出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东非蜂(Apis mellifera scutellata)去攻击大象身上的柔软部位,并且对其起到警示作用。在许多人象冲突高发地,蜂箱栅栏都有广泛的应用。 比如,在肯尼亚的特卡纳村,村民就经常要忍受大象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尝试过多种方法来防象,比如电围栏、辣椒喷雾等,但基本都失败了。 为了缓解这里的人象冲突,“拯救大象”用东非蜂蜂箱做成“蜂箱栅栏”来驱赶大象。首先,科研人员把蜂箱架在木桩上,并且用铁丝网连接起来,每个间隔十米左右。其次,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他们得出了大象最常来的路线,并据此布置上蜂箱栅栏,最终形成了一个长达1700米的栅栏。这个栅栏把大半个农场全部围了起来。 蜂箱栅栏示意图 图源:Blackwell Publis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