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8

—— 写在FLIA成立三周年 这几年，我被问到过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成立“法律与国际事务学会”。 这让我想到了那些常常听到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会想要留在一线城市，为什么会想要出国，为什么会想要定居在发达国家。资源配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为了避免那些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起成长所不可避免的阵痛。对于很多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来说，生活在大城市或者发达国家，反而是一种精神成本或情绪成本的节约。比如，你不必再因不知如何抵挡劝酒而烦恼，不必为无法拒绝的人际应酬而疲惫，也不必常常为听到女生为什么不结婚而要读博士这样的荒谬问题而哭笑不得。 我想，选择一个符合自己精神成本的生活域、工作域和人际域，是大多数聪明人都会有的做法。 成立FLIA，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做惯了学生组织，一心就喜欢公益事业；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纯粹就喜欢冒险和挑战，想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其实，原因恰恰很简单，就是生存的动力。我想要在国际社会中找到符合自己精神成本的生活域、工作域和人际域。 这样说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惊讶：融入异国环境难道不就像从北方去南方一样吗？；你有学校这个平台，难道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不在你的“域”里吗？世界不早就是地球村了吗？ 其实不然，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乐观。 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如今更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可能在国内，大家很难直接体会到，国际学生和国际公民其实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 事实上，我们当下的地球其实是互联网地球村（virtual globalvillage）。由于语言障碍、知识结构差距，和有限的平台与渠道，一个为对国际社会怀揣着美好心愿的群体而存在的“国际域”实际上是非常虚弱的。即便是有目标性地进入到这个“国际域”的群体内，我们彼此之间由于认知差异而产生的偏见和歧视随处可见，更不必提建立平等的交流和相互间的信任。 恰巧，FLIA成立以来的三年正是反对全球化声浪高涨的三年。民族主权主义盛行，国际社会势微，所以创建一个符合我们精神成本的国际域，成为我、和像我一样渴望为一个更加智慧和和平的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必然选择。 去年我在FLIA成立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们介绍了我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故事和心路。 今天，我想要从另一个角度讲讲FLIA的故事，关于所有故事里都不能缺少的元素：FLIA这个国际域里的伙伴们，尤其是青年的伙伴们。 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国际社会有美好愿望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振奋、幸福甚至浪漫的事情。 Antonio Angotti是意大利的难民律师，自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坚持致力于中东难民在意大利安置生活的法律实务工作，他说这是他作为一名国际公民的基本责任。 Sarafina Chitika这位来自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说，虽然她身边有着无数的国际学生，朋友也来自世界各地，但是能在生活之外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团队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 Francisco FalsettiXavier在吉林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毕业后回到巴西，仍然参与着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和学习，并时时关注着FLIA与一带一路有关的研究和教育项目。 Sungyong Kang是位韩国警察，他认为反腐从来都应该重视国际合作，了解国际刑事的法律规则。 研究美印关系的Prajakta Gupte，从未把自己的研究禁锢在美国和印度之间，她也在中美和中印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寻找着更多研究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