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语言改革启示录:记喀什一群特别的“文盲老人”

作者:沈栩乐、王旭中、陈芯颖、郑弘宇、翁凡皓(排名不分先后)

一群不太被看见的“文盲”老人

很多人知道,在新疆喀什地区,不少中老年维吾尔族人不识汉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有一群特殊的“文盲”:不识汉字的他们,也看不懂维语。

在喀什周边,一位27岁的援疆村干部告诉我们:村里七八成以上老人都是“双语文盲”。因为不识字,他们往往只能常留村中,几乎不能出远门。不识字的他们看不懂处方,看不懂药品说明书,更不能阅读一些涉及到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通知如医保、低保等。如果这些老人家里有年轻人还好,但如果年轻人都不在,这些老人就像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无助且无奈。

一位在喀什产业园工作的员工说:“我妈妈读不懂现行维吾尔语。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她不会遇到太多问题,可是她读不懂村里的公告”。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依赖村干部或家人提供帮助。那位员工还表示:“我妈妈每次到医院都需要家人的陪同。”

简单而言,这群维吾尔族老人不识字,主要有两类原因:其一是因为没有踏入校园或中途辍学,其二则是受到了一段曲折的语言改革的影响。

在过去的喀什,上学并非谋生的必要前提,接受基本教育并没有得到不少家庭的足够重视。在这部分人家中,优先种地是“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部分人的父母看来,辍学务农就算不是“天经地义”,也是“顺其自然”。

在喀什伯乡一位58岁的农民工很随意地告诉我们:“我现在既读不懂汉语,又读不懂维吾尔语。当年学校管的不严,一周去两天都没人管我。我那时感觉上学没什么用,在家和在学校都一个样。所以我现在看不懂字,只能用维吾尔语跟人聊天。”

然而,除了以上原因外,“文盲”群体中也有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人:他们去上学了,但是却学“错”了东西。建国初期,为了克服阿拉伯文字难以使用的缺陷,以降低文盲率,国家试图推行新文字(当地人称为新维吾尔语文字)。新文字只在1965-1982年期间期推广过,之后便不再使用。如果只学习过新维吾尔语文字,就很难再学会现行维吾尔语(老维吾尔语)。比如,一位伯乡57岁的老伯说:“我上了5年的学,也学过(新)维吾尔文字,但是现在根本没法读书。”

那么,为什么国家曾经推行文字改革,又中途放弃呢?

一段鲜为人知的语言改革史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疆地区,国家尝试推行新维语,但是到了80年代,语言改革却偃旗息鼓。曾受改革影响的一代,在学校学会了“新维语”后,语言改革终止,现行维语(老维语)重新启用,导致他们学习的新维语成了“过去的语言”,而他们,也成了现行维语(老维语)的“文盲”。

新老维吾尔语对照 | 图源:百度文库

毋庸置疑,以“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语言文字,帮助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改进语言文字”为目的,语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具体而言,国家将维吾尔语原有文字的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这样的改革令人憧憬——拉丁字母化的维语(“新维语”)不仅维吾尔族学习起来更简单,也更方便于其他民族阅读拼读的维语,利于各民族间的沟通。

虽然怀着促进各族人民交流的初衷,但是维语改革却“生不逢时”——改革开始于1965年,恰逢文化大革命,火热的革命年代里,“新维语”推行工作面临阻力:各地的文改会和推行委员会人员调离频繁、机构瘫痪,推行工作并不理想。

除了“天时”不利外,维语改革也存在“内在”不足的问题——“新维语”的设计有考虑不周之处,其使用有所不便。在新设计的维吾尔文字中,“zh”、“ch”、“sh”这三个声母在书写过程中,被拆分为单个字母,这让部分单词表意不明。比如,单词会议室——“hama”,在书写过程中,人们常漏写隔音符号,而将其错误地当作“ama”,带来了理解问题。

 “新维语”的受阻,也受限于部分民众学习“新维语”的热情不高。比如,当地一些知识分子不习惯用“新维语”,他们在参加“新维语”学习班后,虽然能掌握“新维语”,但并不愿意使用“新维语”。但凡有机会,部分知识分子们依然阅读“老维语”的报刊和书籍,“新维语”面临“学而不用”的窘境。

不过,试图改革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绝不是个例。

比如,在1928年,土耳其为全面扫盲,亦推动文字改革,大获成功。改革前,土耳其官方的书面语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外来词汇,为提高居民阅读率,政府力图整改文字,逐步代替外来词汇,最后该改革大获成功——土耳其老百姓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提升,由10%上升至85%以上。

相比而言,韩国的文字改革则并不理想。1948年,韩国政府试图废除所有的汉字词汇。然而,这一法律却推行混乱:尽管在学校中只教授韩文,然而在学校外,韩文与汉文却“并驾齐驱”。面对这一教育与社会的脱节,韩国政府只好退让,逐渐放宽汉字的使用限制,文字改革以失败告终。

改革造成的特殊一代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中国维语改革不幸中断,但是改革对人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在1965至1982年上学的一代,如今大多年近半百。由于“维语改革”,在学校里,他们只学习过“新维语”,不会现行的“老维语”。不过,幸运地,其中有人通过自学掌握了“老维语”。

例如,在喀什十几公里远的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告诉我们:“我在初中时,一个班四十几个人,教的就是“新维语”文字,很像英文。接着,他摊了摊说:“现在过去的时间太久,(我)已经早不怎么记得“新维语”写法了。不过后来,因为要去市里做生意卖东西,自己自学了“老维语”,虽然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好上手,但还是学了蛮久。

采访当地人维语使用情况 | 图源:中南屋

的确,维语改革中断的负面影响,并没有特别大。在学校学习了“新维语”这一代人,在离开学校后,有的人成功自学了“老维语”,生活因此不受影响。比如,24岁的维吾尔族社会工作者小H告诉我们:“我的奶奶正好经历了1982年改革,一开始学“新维语”,后来学校又不知道为什么教了“老维语”,所以我的奶奶现在两种都会。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了不少自学“老维语”的例子。在喀什市几公里远的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说:“我在初中时,一个班四十几个人,教的就是“新维语”文字,很像英文。不过后来,因为要去市里做生意卖东西,我自学了“老维语”。

“文盲”老人的困难

除了上述成功自学“老维语”的人外,其实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只会“新维语”,读不懂“老维语”,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盲”老人。

无论在哪里,“文盲”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例如,因为年纪大,老人往往更需要跑医院,而买药和吃药,都需要阅读。不用说,就医对“文盲”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们看不懂医院告示,挂到号难、找医生难,读处方难,按时吃药难……

伯乡一位维吾尔族老农老R平时就医时,她都需要已出嫁女儿的陪同,女儿没空时,她便无法就医这非常不便。类似地,当地东巴扎(集市)干果店老板娘一脸愁容地讲道:“我的奶奶只会‘新维语’不会‘老维语’,吃药的话要花不少时间来看哪个药是哪个”。

采访当地人维语使用情况 | 图源:中南屋

除了就医难,日常出行外出、了解政策和接受补助时,“文盲”老人也不容易。伯乡一位基层村干部难过地告诉我们:“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这个村子,受制于语言,他们的眼界很有限,路标都看不懂,不得不说很遗憾。我们时常需要派人一一告知他们村里的政策,低保,医保之类的。”另外,干果店老板娘也表达了相似的遗憾:她的奶奶坐公交都是凭借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奶奶读不懂告示,遇到路标,也基本靠猜。

可以说,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文盲”都面临不少麻烦,如果没有帮助,他们几乎寸步难行。伯乡老农老R的儿子小R对我们说:“我爸爸如果遇到不会看的东西,会用微信发给我,然后让我语音讲给他听。但是我在外地上学,在学校时,有时候不能及时的回复。”当小R跟我们聊到他未来规划时,他说道自己很担心自己的爸爸,所以打算留在这里创业,而不是远离家人到内地打拼。

幸运的是,为帮助不会“老维语”的群体,喀什政府和社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政府对五十五岁以下的人群进行集中扫盲,开展普通话教育。在社区里,每周会进行数次的汉语教学,方便汉族和少数民族交流。在部分企业里,比如喀什的某手工艺品公司,也会定期组织普通话培训班,由企业专门招聘的文员(翻译)负责教学。

其次,对于由于年龄较大,学不会普通话的群体,政府也有应对措施。比如,在喀什郊区的伯乡,七八成的老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能阅读或书写现在的维文和汉文,大多时间只和身边认识的人沟通。对此,伯乡的村委会的干部,会定期前往老人家中探望,为老人讲解医保、政府政策等信息。另外,村委会也会定期组织“文盲”老人就医,并帮助购买药物。

通过这些努力,在新疆维吾尔地区,少数民族文盲人口数量正在持续下降,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云华. (2003). 对当代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的回顾与思考.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 陈宗振. (2013). 关于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的思考.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